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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18年前曾分析预测中国30年内可大兴大亡,最关键取决于教育。所以中国若大乱大亡,第一罪人应是教育界。中国教育界是中国改革问题的第一罪人。第二、第三分别是政界、媒体界。
从目前又过18年改革下的社会问题的印证看,中国教育界虽是政治管教育的受害者,但的确还是中国改革问题、大众愚味落后的第一罪人。
因为:
一是很多死板教育方法、教材、务实创新等方面不能完全怪政治。这里有渎职思想与行为。即在教育学生的质量方面,这使中国在同样教育投入下,中国学生的情商与智慧开发减少了一半。充分忽视了启发教育、实用职业教育。
二是近20多年经常看到各级社科教材内容落后“时政改革”的步伐。作为知识最丰富教育界缺乏及时跟进,更谈不上引导创新。这方面不但没能为改革起先锋作用,有时还起保守阻碍作用。
三是教育界本应有足够的时间与智慧思解中国问题,并为国为民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会为中国改革减少很多失误,因为改革后,中国已有相对足够的不同建议参政议政空间。在80年代中期的“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中,很多老师进入了政界,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这体现在“精英”教育而忽视教育数量的扩大。
四是中国教育界专家权威意见早已受到政府主动重视,但他们没有达到政府决策参考所需要的改革智慧与品格。教育界学术界已有很多腐败:学覇学阀化、人格奴才化、商业腐败化、老化守旧化,垄断化等。中国教师鲜有鼓励和培养学生“超过我”的思行与决心。
五是国家发展力量,明线上看是政界,但最主要是靠暗线----教育界(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是也),在此关键杠杆支点上,教育界没有尽到“翘起中国”的应有力量。教育界没有对自身在国家民族兴衰中的超级作用地位(约占70%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和建议,而让政界的邓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让教育界感到耻辱<但即使邓的这点认识也远不够> 。
综上所述:国家未来兴衰最主要(约70%)取决于教育界,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作用不在伟大的政治家作用之下,而中国改革启动后,中国不存在压制教育的政治主观意识,但教育界没有在本行业与参政议政上做得足够好。教育界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比政界差些。所以,第一罪人当之无愧。
另外,进一步责任到人,第二罪人或最大间接罪人是政界<待今后详解> ,因为连国家发展最主要靠“教育核威力”这点常识都不懂<老百姓可不懂,但对教育界、政界、媒体界一定应是个基本常识> ,这智商还敢在当今世界政坛上混?不依靠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只是头痛治头的改革方法,中国问题能不此起彼伏?另外,他们的大局战略策划的独断失误、低效高耗的人事组织制度、反腐的力度都负有应有责任。
第三罪人应是媒体。单向喉舌?太污辱自己人格了!太没有应有的见多识广的视野、活跃的思维、起码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革后的氛围下,他们至少对官民沟通、上传下达、民情民智的了解方面等本职中介职责负有“渎职罪”。比起国外记者,认为会写字就可当记者、编辑的中国同行,应感羞愧。他们反而起的是绝缘体、凹凸镜的作用。
笔者18年前认为,中国30年内存在大兴大亡的趋势,唯有以上三行业可有决定性影响。因为教育界、政界、媒体界三者特有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有其他行业没有的杠杆作用,这三者任一行业有一大智大德大勇之才(即世界一流的)出现,中国改革不会有如此多问题。而且从中国改革环境上看,教育界不象政界、传媒界处于敏感旋涡中,故这个世界一流人才发生概率上,教育界应比政界、媒体界高几倍。失望!愤怒!!
第四罪人是大学生,哈哈!天之骄子哦!但18多年前笔者入大学时即对他们有些失望。虽有上面教育原因,但作为社会精选的“天之骄子”的确太少了些社会责任感和清晰的认识,盲从而缺乏创造性。
第五罪人,是…是…?哦,就是中国民主党派,对于自身如此位置下的作为太有限了!过去未能阻止“文革”等,将来也未想有大作为。渎职!本应是第2至第4位罪人,考虑其人少和环境压抑状态,轻判。
第六罪人,人民大众也不能除外。不能只想权利,不想尽义务;只幻想圣贤上帝,不自救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他们有许多可同情之处,但何尝没有许多可悲、可叹、可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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