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贴图]细说灿若星辰的传奇“国宝”

火冰

骏马踏飞燕——铜奔马 　　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中出土了39匹铜马，其中以一匹足踏飞燕的奔马最为著名。此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其造型巧妙地利用了力学支点，铸造了风驰电掣的千里马形象。马作飞驰状，高昂首，尾上扬，口张作喘息状，3足腾空，右后足正巧踏在一只疾飞的燕背上。那只奋飞的燕子在翱翔中突遭马蹄踏中脊背，霎那间吃惊地回首反顾；似要看清那比它还快的庞然大物，而奔马也头稍左顾，好象也要弄清踩着了什么东西。奔马与飞燕在这一瞬间的动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古代的艺术家设想如此巧妙，烘托反衬出骏马的神速，令人拍案叫绝。 　　踏飞燕骏马曾多次出国展出。它所具有的非凡魁力倾倒了无数国外观众，其知名度之高，使它被选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它既象征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一往无前的精神。铜奔马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余音越千年——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内。 　　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火冰

巨制囊古今——《永乐大典》 　　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其性质有点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献有巨大的功绩。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三年(1403年)开始下令编纂《永乐大典》，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大典内容包罗万象，保存了大量我国14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永乐大典》成书时共有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但目前，仅有161册《永乐大典》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所有能见到的《永乐大典》也仅800余卷，400册左右，很大部分处于遗失当中。

钧瓷幻奇彩——玫瑰紫釉葵花花盆 　　钧瓷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它以窑变神奇，釉色艳丽闻名于世，给人以变幻莫测的美。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是一件珍贵的宋代钧瓷，属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家一级文物。 　　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是北宋时期的钧瓷作品，它高15.8厘米，口径22.8厘米，足径11.5厘米，花盆呈葵花形，盆身装饰着六条外凸里凹的线条，把花盆均匀地分成六瓣状，宛如一朵盛开的葵花，富丽典雅，精美绝伦。玫瑰紫釉葵花花盆的底部清晰的刻着“建福宫”“竹山假石用”的字样。表示此件稀世珍宝乃清朝皇宫中的旧藏，这些字正是清宫造办处匠人所刻，而且在后宫所用。 　　据说，钧瓷精品烧造要求极其严格，烧制好的瓷器要百里选一，合格的才能送到宫里，而且，落选的会被砸碎，深埋地下，绝不允许流落民间。因此，玫瑰紫釉葵花花盆流传至今，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火冰

　乾隆牌位

“百鸟朝凤”寿帐

金冠饰玉观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7 20:26:29编辑过]

火冰

　叹国之重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的重器。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这些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因此价值更高。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耳廓纹饰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纹饰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口相向，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还有两尾鱼形。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还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经年玉犹存——金缕玉衣 　　1968年7月，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内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又称“玉押”或“玉匣”，是为汉代高级贵族死后特制的葬服。玉衣的形制头部为一套，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胸、后背、两袖都是分开的；裤的两腿分开，手呈五指形；脚作鞋靴状。 　　玉衣的制作是把玉石琢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小薄片，在玉片的每一角上穿直径不过1毫米的小孔，然后用12条极细的金丝拧成一股金线，按照人的基本形象用金线穿玉石片制成的。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用金丝1100克。窦绾的玉衣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这大小不等的2000多片玉片，都经过严密的设计和加工，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汉代制作这样的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10多年的功夫。

珍品绝天下——《金刚经》 　　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年、月、日记载的雕版印刷品，于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 　　《金刚经》全称叫《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全经用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16尺，高1尺。右图为卷首，印有佛教故事图，是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给须菩提长老说法的情景。左图为卷尾，画面上最后一行是“咸通九年(即868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可知王出资雕印刻经的目的是为父母祈福消灾。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古拙遒劲，刀法纯熟，墨色均匀，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术已臻成熟的作品，绝非是印刷术初期的产物。也是至今存于世的中国早期印刷品实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确、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此经原藏敦煌第17窟藏经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盗骗，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火冰

翰墨今犹香——《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系清乾隆初年由乾隆帝敕令朝臣编刻的一部大型书法丛帖。乾隆帝喜好书法，遍习诸家，又倾力搜集前贤法书。乾隆皇帝命众大臣择选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书法作品，聚集精工，模勒上石，镌刻成帖。因帖中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希世之宝，故以“三希”得名。现存于故宫博物院，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墙间。 　　全部法帖共收集历代名家135人的340余件楷体、行体、草体书法名品，并各家题跋200余条，印章1600多方，共9万多字，刻石500块，分为32册。由于全部系墨迹上石，刻工精细。被后人所推崇。 　　《三希堂法帖》是一部空前的大型书法丛帖，因保留了历代珍贵的书法名家真迹而名闻遐迩。其千余年的书法艺术陶醉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其拓本成为后世儒雅之士的必藏之物。

国宝传奇：跌宕起伏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故宫几进出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自问世以来，一直为皇家收藏之上品。其间，它4次被从宫中盗走，又5次返回深宫，可谓多劫多难。 　　1911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黜。1923年至1924年，溥仪为了筹集家用耗费，秘密把宫中古玩字画偷运出宫，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此后，这幅传世珍品随溥仪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苏联红军打进东北，溥仪逃出伪皇宫，在机场被截获，随身携带的几箱宝物作为战利品上交了，谁也不知道这其中还有价值连城的《清明上河图》。辽沈战役后，连同缴获的溥仪带出宫的真画一同上交给了东北人民银行保险库，到了1950年，东北博物馆成立（现在的辽博)，东北局文化部将缴获的文物全部交由他们保管。这年冬天，东北博物馆开始着手整理收缴的文物，准备入馆陈列。一天，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先生带人整理库房。当他打开一个长卷时，心里为之一惊，几乎脱口大喊：“这是《清明上河图》真迹啊！” 　　后来曾担任辽宁博物馆馆长的杨仁恺先生回忆说，当时展现在他眼前的绢本长卷画面古色古香，一望便知年代久远。在画的后半段，没有作者签名，只是历代名人的题款印章，也没有画的题目，这正是宋代作画的习惯。杨仁恺随后发现了一位金国官员的题跋，这位官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国“监御府书画”张著。张著是汉官，他当时任的“监御府书画”一职也就是皇家书院馆的负责人。他在题跋中，把自己看画的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还特别强调“藏者宜宝之”。这是这幅画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文字，正是这段文字，透露出重要信息，证明此画就是流传900多年、民间却始终未知其详的北宋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杨仁恺的这一发现，一下子震动全国。经多位专家集体鉴定，确认此画真迹无疑。1953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重新开放，北京市政府特别申请，将《清明上河图》调到北京，从此它又返回故宫。

张大千500两黄金收《乾熙载夜宴图》 　　南唐顾闳中《乾熙载夜宴图》被书画界认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在海内外久负盛名。全画包括“听乐”、“观舞”、“休憩”、“清吹”、“宴归”5个场景，将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的夜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附在上面的印鉴多达230多枚，可见其收藏者之多。 　　此图曾被清代红极一时的权臣年羹尧收藏。年家被抄后，回落皇宫，为乾隆所钟爱，多处钤有“太上皇帝之宝”、“乾隆鉴赏”御玺。此后在清宫深藏100多年。到了宣统溥仪，此画被带出宫到了天津，溥仪为筹银两，将它抵押给一家日本银行，因期满未赎，又被出卖给一位古董商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辗转海外多年的张大千回到北京，打算买房定居。一天，好友告诉他有一处清王府要卖，开价500两黄金。张大千看后很称心，准备把房子买下来。就在交款的前几天，张大千转到了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店，店老板正是那位古董商。古董商道：“我有一件东西，不知先生是否在意。请随我后堂说话。”张大千进了后堂，还未落座，便被堂上挂的一幅设彩长卷钩住了魂魄：“啊呀呀，这不是《韩熙载夜宴图》吗？！”他近前一看，题跋、印鉴俱是君王、名家，他欣喜若狂，一定要卖下此画不可。古董商当下伸出一巴掌：“500两黄金，分文不少。”于是，张大千决定，把买房子的500两黄金挪出来，将这幅名画买了下来。 　　50年代初，寓居香港的张大千决定移居阿根廷。为筹经费，想把这幅“镇宅之宝”连同另藏的部分珍贵字画卖给大陆。周总理亲自下达收购任务，派时任国家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赶赴香港。此时，这幅画的市场价已远不止500两黄金了。但张大千先生却以远远低于市价的２万美金，将这件国宝买给了国家文物局，实际上等于赠送给了祖国。后来，张大千对朋友说起此事时坦陈：“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失落他人之手，我岂不成千古罪人！”自此，《韩熙载夜宴图》作为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一直秘不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