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父亲的泪

踏雪男孩

父亲的泪

从我记事起，父亲流过三次泪。 我的父亲外表刚毅。他高而直的身躯，像生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白杨，有着母亲河般的百折不回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微黑的脸膛更显出男人的旷达与豪迈。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难以忘怀的是父亲的一头黑而亮、直而顺的头发，约两寸来长的头发一根紧挨着另一根，密密地排列在那里。这总使年幼的我想起一排排整齐操练的士兵，几十年如一日地立在那里，永远那么英姿飒爽。不过那时母亲总叫我“黄毛丫头”，因为我的头发细而黄，数量也不够多。后来听到“小芳”这首歌里的“辫子粗又长”，我的心里生出来的不只是嫉妒，好像还有假如父亲是一个女人，那么他的头发如果辫成“麻花辫”的话，也肯定不亚于小芳的感想。当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 父亲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他虽然出生在解放前，读私塾，但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封师范学校。四十年代的他无论如何不肯做孩子王。就在毕业的前半年，他只身南下来到了上海，在那里呆了近五年时光，做工也练习乒乓球。工人大下放时流落到湖南长沙。后来又回到老家，不愿做孩子王的他被村长三请五劝拉到学校，又做起了孩子王，并且是做了一辈子。母亲每每提及父亲年轻时多是叹惋，而我除去为父亲鸣不平外，还多出一层敬慕。少有的笑容、固有的严肃、习惯的沉默，越发透露出男子汉的铮铮铁骨。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凛然伟岸的父亲的形象却渐渐地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女的深深的爱。 七岁那年，我和二姐挎着满满的小草篮儿回家，一进家门，还未来得及放下篮子，我就看见父亲正蹲在厨房门口，豆大的泪滴“啪啪啪”地往下落，以至于将泥土地上砸出了几个小坑坑。我被这无声的泪吓坏了，逃也似的跑出家门，立在街边上等着母亲的回来。二姐也溜了出来，我们俩就站在那儿，似乎连话也不敢说了。不久母亲下工回来，我们赶紧跑上前去，“妈妈”，我拉着母亲的衣襟说，“爸爸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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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说：“还不是让你大姐给气的！” 我当时就恨脾气乖张的大姐。后来我才渐渐得知那件事的因由。姐姐当时订的是娃娃亲，这事一直让她感觉到很是羞辱。已经读高中的她根本就不愿意提及这件事，但那一年我们家分得近一亩的“自留地”。我们兄妹四人上学，爸爸守着学校教书。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干活儿，又是生产队的劳力，又要顾及那份责任田，哪儿忙得过来啊？于是要耕的田只能一搁再搁。当时又没有什么农业机器，要翻地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手工，要么牛耕马拉。牛和马又都是生产队里的，个人也没那么大的面子借来用。姐姐订娃娃亲的那个媒人就给妈说，就让她那个未来的“公爹”来帮把忙，当时他是队长，半晌功夫就耕完了。晓得姐姐脾气的妈妈，犹豫再三也没敢答应。就这样第二天下午我们家的那份自留地就被翻得平平整整的，露出了它丰腴的肌肤。姐姐听说这件事，和妈妈吵了一架；因为是爸爸出面招待的，又不依不饶地和爸爸理论了一翻——“没出息！丢人现眼！”爸爸没有打骂姐姐。接下来就发生了我见到的那一幕。 自那件事以后，很多年我没有再见到过父亲流泪。人说“男儿有泪不轻掸”，我觉得用这句话来映照父亲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也从未想过要惹父亲为我流泪，但我的父亲却是的的确确为我流过两次泪。 那年我从村联中转入乡中心学校上学，由于当时是毕业班，月考后就召开了家长会。父亲得到通知后来到学校开家长会。他们在小广场上开会，我们就在教室里站着读书，因为我们的凳子都转移给了家长们。临近午饭时会才散了，当我走近父亲时，他的眼睛却红了，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不知所措地抽泣起来。我猜测可能是我的成绩不够好，但也是年级前十名，难道也让父亲遭遇老师嘲讽了不成，不至于吧，再说也不能算是太坏啊；还是家中出了什么状况。我拎着小凳子站在父亲面前，掉眼泪、揉鼻涕、猜想着，当时我的破落相真是不堪回首。好在那会儿开会的家长和老师撤离得迅速，在场的人也不多。我在惶恐中度过了几分钟的时间，这时父亲已经平静下来了，我大着胆子问：“怎么啦，爸？” “你看你，才四周的时间没有回家，都瘦成什么样子了！”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听了这句话，我立刻破涕为笑。我怎么不觉得呢，我当时怀疑极了。其实由于我那时刚离家到十几里地外的乡中读书，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吃饭不知道食堂在哪儿，于是就吃去时带的干馍，发霉了吃；掰开来能扯出又细又长的丝也吃，反正有的吃。等到发现了食堂的方位在何处，图个新鲜的我在排了老半天的队，却因为没有饭票什么也买不成空手而返的时候，是多么的滑稽可笑。我除对自己笑外，还庆幸自己终于懂得了——有时候钱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慨叹。虽然母亲每隔两三天就差哥哥来给我送一些吃的馍菜，但天气并不吝啬它的热量，给白馒头穿上毛茸茸的外衣，把鲜嫩的炒蛋瓶变成发酵筒。傻呆呆的我每天啃上几口干馍，就坐在教室里痴痴地看书，那是一个你不想学习也身不由已的环境。虽然其间也曾昏厥过去一次的我，被人七手八脚地拉到宿舍，但我从没有感觉到我瘦了，我依旧吃干馍，坐教室。父亲交待我出门在外要照料好自己，又说了一句他将自己也逗笑的毛泽东语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话，然后就离开了学校。晚自习前哥哥就把一沓饭票交到我的手上，从此我正式加入了等饭队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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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三年，父亲再一次为我潸然泪下。那时我在开封读师范。本来每四周回一次家的我那次却破了记录，十周的时间都呆在学校。暑假期间嫂子和哥哥闹气，一个多月嫂子既不出门也不下地，饿了自己煮面条吃，而后躺在床上蒙头大睡，家里笼上了一层烦闷的烟云。在外面“野”惯了的我也曾说过以后少回家，省得摊上这份闹心的事儿。但我在学校熬过六周之后，就忍不住想回家了，而在周四我进花园赏花的时候却被碎啤酒瓶（可能是上界毕业生的杰作吧）割破了脚掌，一寸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同伴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拉到了医护室。这以后的几周我就只能养伤为主，上课由人扶着，打饭由别人代劳，回家的事儿就只能化作泡影了。中秋节同村又同校的一位校友也称呼姐姐的归来，给我带来家人让捎的月饼点心之类的食品，我和室友大吃了一翻，就以吃饱不想家为自己想念父母亲人开脱了。当我的伤势一天天地好起来，并且能一瘸一拐地拿起乒乓球拍在案边玩耍时，我的父亲却以每五分钟一公里的速度骑着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学校。我无法想象年界五十的父亲老早就出发，行驰三四个小时看到笑嘻嘻的我立在球案边的模样。当时是周末，我故作轻松地领着父亲走进宿舍，买来两样小菜，我们一起吃午饭。父亲带来了他的拿手绝活儿——一大包炒花生。他让我把它们分给每一个室友（其实父亲不说我也完全有能力做好的），然后就起身回家。 当我执意要将父亲送到校园大门口的路上，父亲低着头，“孩子，我本来以为你在家不开心，就不肯回去了。你即便是不想家，你妈和我还想你呢。”我流泪了，我流着泪笑着解释，将过错的百分之九十九归功于那块该死的玻璃。父亲也潸然泪下，不过只几秒钟就又是笑着的了。 以后父亲就再没有去过那个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为着什么流过泪（但我常常回味起父亲的泪）；以后父亲乌黑的头发上就覆盖了一层又一层的霜雪——这层层霜雪折射出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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