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

JohnNash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后经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而汉武帝讨伐匈奴对后世的影响几乎可以说一点也不亚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说中国人走出国门、真正认识世界是从这时候才正式开始的。没有这场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后来的“丝绸之路”又从何而来呢？东西方文明接触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很多。但是表现起来却有难度，因为这场战争充满了太多值得争议的地方。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对于文景二帝以通婚换和平忍辱负重的历史深感屈辱，所以他在十岁时就发誓要击败匈奴。而与匈奴这一仗几乎把汉朝在“文景之治”时期攒下的国本用光了。卖官、苛捐杂税等弊病随之而来。后人说汉武帝有穷兵黩武的倾向，就是因为这个。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还有就是“大复仇”。所谓“大复仇”，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随着两宫皇太后相继去世，“推恩令”的颁行真正摧毁了诸侯王割据势力，刘彻逐渐排除了异己，克服各种阻力，成为拥有绝对权利的专制君主，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施展雄才大略，汉朝逐步走向鼎盛时期。在汉武帝铁碗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巩固了；朝纲制度模式化了；儒术正式纳入政治轨道了；疆域的开辟也达于空前。司马相如语，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正是有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有了专制制度的巩固；有了这号令天下、统帅一切的权力，才可以举全国之力，不容置疑地建他要建的非常之功———这的确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年代。但这时，空前的权利无限膨胀失去了制约，这个被权利冲昏头脑为所欲为的皇帝开始施行酷吏政策，常年战事不断，惟我独尊不听劝谏。直到“巫蛊”事件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及其儿子全部遇难，李广利临阵倒戈，百姓生活依旧贫困，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后世对汉武帝的评价并不一致。苏辙曾因将宋神宗比做汉武帝而遭贬官，可知这非常年代中的非常人物，却并不是后代帝王心中的楷模。卫青说得很在理，像他这样雄才大略五百年也未必出一个，可一代代都像他那样好大喜功，这天下就乱了。 但是，仍然要说他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有能力成就他的功业，也同样在于他有能力破坏他的功业。而对于他的破坏与建立、失败与成功，别人都是没有能力阻止的。因为他的伟大永远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晚年他发布了《轮台罪己之诏》，纠正了方针大政上的失误。可连这种自我批评，也只能用权力形式表现出来。伟大常常是权力造就的。伟人的时代，常常是伟人一个人的时代。“原谅他的罪恶，也原谅他的美德。”哲学家的通达与宽容，适于评价一切历史上的伟人。而当后人记起某一位伟人的时候，总是因为他的美德或罪恶依然活在现实中。不过，仰视着伟人的常人，多半是宽容的。 辉煌的、悲壮的、惨惨戚戚的历史，都融化在风尘古道，又被日精月华铸为荒寂的、苍凉的一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遁。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去回味我们民族那段自信振奋的历史，正如汉武大帝开剧那三句铿锵有力的论断，仅此足以让他名垂千古。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逍遥大王

实话，我挺喜欢看的！

很让人感到震撼的。（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