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文学巨匠巴金追悼会暂定24日举行

山海间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与世长辞。昨日，我国各地文化文学界人士以及大批热爱巴金的读者纷纷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曾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巨大震撼的作家。据悉，巴金追悼会暂定于10月24日召开。

昨日，位于武康路113号的巴金住所一早被五六十名记者以及前来表示哀悼的读者围住，门口堆满了媒体与读者献上的花篮。

　　记者在上海作协的传达室中也看到了读者送来的花篮，一个大型花篮上的白色绶带上写着“巴金先生永垂不朽一位普通读者敬献”，据作协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读者委托花店送来的。昨日下午，作协大厅已着手布置“巴金生平图片展”，并将于近日向市民开放。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表示，上海作协与巴金家里都不设灵堂，因为巴老活了101岁，民间说法是喜丧，所以不想让气氛显得太悲痛。

　　记者同时获悉，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从即日起，推出“重读巴老作品悼念人民作家：文学巨匠巴金作品回顾展”，在集团所属各个连锁店以及三座书城设专柜展示一批巴老作品、传记。

　　北京：作协连夜设吊唁厅

　　17日晚噩耗传来，中国作家协会便连夜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布置吊唁厅，至凌晨4点布置完成。北京现代文学馆常务馆长李荣胜告诉记者，吊唁厅用了巴老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是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当晚从上海传来的。吊唁厅的布置也连夜请了八宝山的专业人员，以黑色、黄色为主色调，显得肃穆与庄重。李荣胜说，今天中国作协的各个部门以及党组成员都送来了花篮、花圈，悼念的读者也陆续到来。“昨晚，布置好吊唁厅，我和陈建功就在那静静地坐了一夜，守候巴老的灵魂。”

　　成都：点亮蜡烛寄哀思

　　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前晚巴金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大批成都市民前往位于正通顺街的巴金故居，在故居前的双眼井周围点亮蜡烛以寄哀思。巴金文学院也通宵开馆供人们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当晚就有上百人聚集在馆前，更有读者手捧巴老的代表作《家》、《春》、《秋》默默悼念。昨日，巴金文学院布置了吊唁厅，四川省作协以及四川各界文化人士和读者陆续来此敬献花圈与花篮。同时巴金的母校———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也正在申请将该校改名为“巴金小学”，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老人。

　　嘉兴：举办学术研讨会

　　记者从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获悉，10月25日之后，由中国作协、上海作协、嘉兴市人民政府、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嘉兴召开。

　　相关文章：最后时刻别巴金

　　送巴金，痛、痛、痛。16点，巴金血压下降，呼吸微弱。守在床边的女儿小林撕心地叫着：“爸爸、爸爸，你听到没有？我对不起你呀，让你吃了那么多苦。”6年前，巴金病重时就提出：不能写作了，不要再为他用好药，希望安乐死。但是，谁有这样的权力，谁有这样的“狠心”？巴金不得不说道：“我为大家活着。”

　　送巴金，惜、惜、惜。儿子小棠、儿媳唐宁不断地抹着泪。唐宁轻轻地、一遍遍地抚摸着父亲稀疏的白发，贴着他的耳根，述说着，述说着。

　　送巴金，凄、凄、凄。一位也已白了头发的老人，静静地伫立在一边。巴老，您知道吗。爱您最深的大哥的儿子李致，从四川赶来了。那年，您献给大哥的《家》刚在报上刊登，最爱您的大哥，在家乡不堪经济重负自杀了。那时，李致还是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多少次，你们叔侄长谈。在李致的心中，您胜过自己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与您见上最后一面，怎不凄、凄、凄。没有言语，却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您的遗容。她正是您的侄女李国煣。从小，她生活在您的身边。成人后，她是您在方方面面不可多得的助手。当离别的那一刻到来，久藏在心里的切痛，怎不爆发出来？

　　送巴金，哀、哀、哀。19时整，巴金的心跳还有54跳，血压26至41毫米汞柱。仅仅过了6分钟，巴金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代文学巨匠远行了。送巴金，悲、悲、悲。在巴金逝世后的几分钟内，陈良宇同志赶到了。他忍着悲哀，说道：“巴老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给我们以激励和力量。”随后，韩正来了、龚学平来了、蒋以任来了、刘云耕来了、罗世谦来了、殷一璀来了、王安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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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巴金留给历史的

《家》、《火》、《随想录》等巴金代表作影响了几代人，昨晚，惊闻巴老病逝，本报特约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绍振评点巴金代表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笔下的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能经得起多么长久的时间的严峻考验。一个作品不管造成过多么轰动的效应，如果不能跨越产生它的历史时代，总是免不了给人以生命苦短感觉。艺术的永

恒性固然受到当代西方文论的质疑，但是，伟大的艺术的标志却是跨越历史语境的，在作者的肉体已经化为青烟，作品中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条文的时候，作品中的人物却能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学的经典。而这种永恒的感染力的奥秘在于，形象的与日俱增的可阐释性。

　　写作《家》时，巴金27岁，书中的人物和他的读者一样年轻，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礼教在崩溃的过程中，仍然在摧毁年轻人的生命和青春，这样的悲剧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正在成为过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

　　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虽然，本是针对旧礼教的，他的名言“大胆，大胆，大胆哪”本是来自法国丹东，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了超越历史语境的解读。邹荻帆在他的诗集《跨过》中写过，读了《家》而走向革命。如果说，觉慧留给后代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可阐释性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觉新提供的可阐释性，就相当丰富而且有弹性了。在他身上有着难以穷尽的、多元的矛盾：五四的理想追求和封建宗法体制的重压；对家族罪恶的厌恶和长房重孙的继承人的责任；对兄弟反抗的同情和摧残亲人的附和，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腐朽性和道德上的自我完成交织在一起。这就造成了他的多重人格：集觉醒者、牺牲者、殉葬者、帮凶、自我摧残者为一体。他的丰富性，可能比之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典型周朴园、吴荪圃更加多元。正是这一点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留下了常读常新的余地。这种多元性是在几个系列人物的群象之中获得生命的，从正面说，除了觉慧以外，还有觉民，从反面说，有向其施加压力的精神颓败的长辈。值得一提的还有女性群像，鸣凤、瑞珏、梅表姐、淑英、翠环。所有这些形象都因为与觉新的精神紧密联系而显得充盈丰满。在这样的大家庭多元的人伦关系中，巴金的情感和才气往往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当巴金完全离开了大家庭的背景，完全写社会活动的时候，他的笔力就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就连抗战三部曲《火》，他也不能不承认失败的宣传之作。但是，正是这个巴金，在1949年以后，当茅盾、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由于不适应新的历史形势，都不得不沉默了以后，他却很快唱出了英雄主义的颂歌，带着鲜明的宣传色彩，这里包括以黄继光为原型的《黄文元同志》和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团圆》。这是因为，他早期本来有一种英雄的热情，这在最早的作品《灭亡》中表现得很明显，不过那是孤独的英雄。到了新的历史时代，他放弃了个人化的英雄人格，认同了集体英雄。他把从少年时代就积蓄起的热情孤注一掷。他是真诚的，然而，可以想像，绝对是不轻松的。

　　在来自国统区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产的一个。在这方面他和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却在创作上保持着沉默的茅盾几乎形成对比。他的热情甚至还使他成了一个积极的社会流动家。他对新时代、新话语机制的感情投入是惊人的，比之活跃的老舍更为到位，老舍始终没有学会写新式的，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他写朝鲜战争的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拙幼稚。从这里，读者可以想像巴金当年下了多么大的狠心来实现这个精神和艺术的转折。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文革噩梦结束以后，他在中国作家中特别提出要“忏悔”，而且付诸行动，在《随想录》中他进行了公开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也许从散文的审美价值来说，其艺术成就，包括他“讲真话”的艺术纲领，并不具有非凡的独创性，但是，从当代文化的精神遗产的重要性来说，却显示向后代显示了一代中国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的尊严的代价。其中的奥秘，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断解读的课题。 （孙绍振）

　　代表作简介

　　《家》：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经…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寒夜》：写的是1944年冬季到1945年年底国民党统治下重庆一个小职员的生活。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制度上工作了多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后来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这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

　　《随想录》：40多万字，为5卷本，它标志着巴金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

山海间

1904.11.25------2005.10.17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山海间

巴金：百年行程中的文化创造

李辉作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1927年来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当我在巴黎感受巴金时，随身还带了一本书，是诗人梁宗岱的《诗与真》。我一直喜欢这本书，欣赏梁宗岱用诗人的语言对诗与艺术所作的阐释。来到巴黎，只带这一本书，在于梁宗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在巴黎留学时与巴黎诗人的接触，以及历史上诸多法国文学家在巴黎的生活。我把它当作另外一种别有天地的旅游手册。

　　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梁宗岱与巴金差不多同时都在巴黎，让他陶醉的是诗，是美术。不仅仅是他，在此前后，到过巴黎并且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理论家的还有朱光潜、冯至、傅雷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感受艺术的熏陶，探索艺术的奥妙。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期的巴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恐怖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是强大的政府权力下个体生命的反抗、呼喊。三十年代，巴金曾就《蒙娜丽莎》到底是否为油画与朱光潜进行过争论，由此可见，当他徘徊卢梭雕像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曾走进卢浮宫参观。但是，这座城市所含蕴的伟大、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个个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绘画等等人类艺术的精华，在他关于巴黎生活的回忆中，并没有什么叙述。相反，在1932年他写的《灵魂的呼号》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贬斥卢浮宫，贬斥艺术：

　　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整个庞贝城都会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了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和多数人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画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着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是极小极小的事情。

　　巴金正是从特殊的政治标准出发，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从现实革命的角度而反对纯艺术，反对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巴金在1935年和吴朗西、伍禅等人一起创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巴金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出版家。

　　如同走向文学之路是政治生活的延续一样，热衷于出版对于巴金来说，同样是他的政治生活的延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更多的寄寓理想与信仰的成分。与现代出版史上其他一些著名出版社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典型的同人出版社，主要参与者，如巴金、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朱洗等，赢利不是他们的目的，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分文不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和谐、友好、无私的集体，就如同巴金过去梦想过的境界一样。

　　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在以偏激的言辞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成为作家和出版家的巴金，又实际上是在履行着文化创造的使命，是在以显赫的业绩汇入文化的长河。

　　巴金对艺术、对传统文化所做的那些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革命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因现实的郁闷、刺激而发泄不满时，特意选定的表述方式。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带来的副作用。正由于早在十几岁时就选择了来自西方的思潮，巴金所熟悉的和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他感兴趣并予以描写和赞美的也以外国人物居多。相对而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的修养，是他的弱项。他很少用毛笔写字，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茅盾、冰心、沈从文等擅长书法，而巴金却远远不及。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较少引用古诗古文，更不习惯于使用典故，而这在不少作家那里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随着年岁增长，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绪渐渐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他的堆满着外文书籍的书橱里，也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的线装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象了。尤其是川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五十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可以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这很使人想起巴金在幼年时候，由他母亲亲自教诵《白香词谱》的情景。也许到了中年以后，母亲在无意中留给作家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方始开出了灿烂之花，这些美学趣味上的变异，与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情绪都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他对简化汉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然后他说：“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他的这番话，与1932年的激烈，形成了鲜明对照。

　　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他酷爱买书、藏书，在同时代作家中其藏书量名列前茅。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业绩。

　　《巴金传》的作者陈丹晨先生有一个见解，他说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他说得不错。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八十年代初，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从而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们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也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在我后来接触到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沙叶新、张辛欣等作家那里，我不断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从维熙至今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巴金不正是在一个个类似的故事中进行着文化的创造与积累吗？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李辉文集》五卷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山海间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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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灌水

违者后果自负